涂上油彩,挥舞旗帜,为心仪的球队振臂欢呼,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让无数人为之疯狂。卡塔尔世界杯创下了诸多历史首次:
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首次采用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首次有女裁判执法男足世界杯,以及首次官方明确禁酒。
早在开赛之前,国际足联就表态配合主办方的规定——体育场周边不出售酒精,明确禁止球迷在体育场内饮酒。因为卡塔尔作为国家,在公共场合饮酒属违法行为,观众也应遵守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这对于大量习惯于享受足球与酒精双倍快乐的球迷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比如英国人看球,绝大多数都是前往专门的酒吧,在啤酒的加持下,那里的狂欢气氛相比现场都不遑多让。
老特拉福德、安菲尔德、白鹿巷等著名球场外都遍布酒吧,在无数足球之夜海纳着球迷的喜怒哀乐,构成他们至嗨的人生经历。
● 连续三年被评为“年度最佳体育酒吧”的英国酒吧Famous Three Kings
曾经的世界杯赛场,也是各国美酒展示的舞台。大腹便便的桶装扎啤占据了绝对的主流,毕竟低度最适合不加节制的畅饮。
除此之外,墨西哥球迷在庆祝时可能会来一口醇烈的龙舌兰,西班牙人经常会自带桑格利亚汽酒,当俄罗斯球迷灌起伏特加后,英国足球流氓就难免回想起2016年夏天在法国马赛,他们被对方支配的恐惧了。
如今不喝酒,确实是和平了,但又有点太和平了。实在想找点酒精刺激的球迷,现在只能在晚上7点后跑到专门的球迷活动区去买啤酒,一人限量4杯。
端着500毫升14美元的高价啤酒坐在快餐厅式的简易桌凳前,别说过瘾了,越喝还越有纯纯大冤种的感觉。
在卡塔尔世界杯喝酒真的这么难吗?我看也未必,这里就有一个小诀窍和大家分享——
订一间体育场顶部的VIP观景房,你就可以随意畅饮酒精饮料,还能拥有专属的厨师和小提琴演奏家,据说只需支付10000欧元的包厢费用,是不是很划算?
这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有一件事大家都想做,或者需要去做,那么无论如何禁止,都会有少数人享有特权。保障特权的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公权私授,则必然带来不平等,甚至埋下动乱的祸根。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颁布过禁酒令,其缘由五花八门,或是为了治安,或是风俗要求,或者只是统治者孤行己见,其执行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
日本在战国时代时,陆奥国大名芦名盛氏曾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于酒精中毒,一怒之下宣布属地禁酒;
澳大利亚许多城市曾在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禁酒,如堪培拉从1910年禁到1928年;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颁布《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看似力度很大,出现在电影中的喝酒场面都要被剪掉,结果只是抬高了酒类价格,伏特加的生产暂时转入地下。
绝大部分禁酒令很快就失效了,或者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生效。其中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运动最为有名,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次运动并非骤然来临,而是经过了近百年的酝酿。早在林肯时代,许多知名人士就开始抨击酒精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损害。
1830年,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要喝掉7加仑的酒精,换算成现代标准,大约相当于90瓶40度的威士忌。
饮酒过度不但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使人变得易怒、好斗、精神涣散,还顺带引起治安问题和家庭暴力。
于是一些宣扬戒酒的团体便成立了,他们把酒精与罪恶、魔鬼划上等号,以劝人向善的情怀四处宣讲,要人们酒的诱惑bob手机综合体育平台。
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汤普森修女,被在教堂集会的市民推选为带头大姐,领着戒酒群众把希尔斯伯勒市所有卖酒的地方都踢了场子。
当然,他们的方式是非常文明的,每到一家店,他们就跪在地上祈祷、唱歌、读圣经,请求上帝宽恕这些酒徒的罪过。
这一套现代人可能是不吃的,但在有宗教信仰的社会出奇好使。许多酒客被他们打动,砸碎了手里的酒瓶。
酒吧老板也被劝得纷纷关门歇业,虽然过些天碍于生计又重新开张,但羞愧得仿佛将灵魂卖给了撒旦,走在街上都害怕被熟人认出来。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禁酒并不会独立存在,而注定要和各种政治议题掺杂不清,例如女性参政。
身为一位家庭妇女,痛诉酗酒的丈夫给家庭带来的危害非常合理,极易获得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哪怕采取一些过激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
来自堪萨斯的妇女凯莉·内森深谙这一点。相对于前辈汤普森修女“peace&love”的表达方式,内森的雷霆手段未免让人心惊肉跳。
她挥舞着一把利斧冲进了当地最有名的“参议员酒吧”,横扫柜台上的瓶瓶罐罐,砸掉了水龙头、和收银台,用一块碎片撬开了啤酒桶。
在满屋子乱喷的液体中,强壮的内森浑身湿透走了出来,大大方方戴上了警察的手铐,俨然像一位众望所归的英雄。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禁酒已经作为一项政治主张被搬上台面,而且算是颇为先进的主张。
政治家们给酒精泛滥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包括滋生社会恶习、资助非法移民、危害未成年人、涉及赌博和色情业等等。
《》资深编辑奥克伦特在其著作《最后一杯》中,对禁酒运动的形成作了精辟的总结:
经过各方博弈和妥协,推动禁酒运动前行的主要力量逐渐集中于三类政治活动团体——平民主义者、女性参政权主义者、本土主义者,三者分别完成了推动禁酒令写入宪法所需的三个必要条件:一种税收、一场社会革命和一次战争。
1893年,以“将禁酒写入宪法”为组织目标的ASL(反酒馆联盟)创立,禁酒人士的斗争更趋实用性,影响力也更加广泛深入。
1914年,议员霍布森首次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禁酒的宪法修正案,这个版本历经血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和讨论后,在10年代末期获得了大部分州的支持。
1919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批准通过,一年以后,禁止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使人致醉的酒。
“使人致醉”的明确定义则参照先前通过的沃尔斯泰德法案执行,即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这就给所有的酒精饮料判了死刑。
禁酒派人士为经年奋斗所获的巨大成果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自己缔造了一个新的纪元,那个烂醉如泥的、腐朽落后的美国将不复存在,美国人将得到纯洁的新生。作为禁酒派领袖之一的比利·森迪,向狂热庆祝的信众纵情高呼:
禁酒不可能一帆风顺,数量庞大的酒徒们只是在政治上失了势,抗议和动乱还是要搞的。
禁酒令刚施行一周,全美就发生了超过600起暴力事件,伤亡超过3400人。
为了确保第十八修正案的落实,联邦组织了1520名禁酒探员在全国范围内督促执行,对于暴力抗拒禁酒的组织和个人一律。
联邦探员和当地警察可以毫无顾忌地闯进市民家中搜查,恐吓、威逼甚至刑讯都是家常便饭,这显然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
而对于禁酒令的前景,1918年已经全面禁酒的密歇根州已经作了展示。从底特律到最近能买到酒的托莱多市,严重超载的贩私酒车在25号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有酒相慰,无数底特律市民拎着空荡荡的大包小包冲向汽车站,挤不上车就沿着铁轨徒步前往托莱多。
秩序之混乱,使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探员不得不在高速上设岗警戒,处理交通事故和其它纷争。
看似来势汹汹,其实并非毫无商量的余地。民众很快就发现,酒精行业并没有消亡,只是以一种非法的、地下的、几乎无处不在的面貌,隐匿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比如在费城,特拉华山谷的化学工业区可以生产工业酒精,只要购入这些合法的物品,加上一点杜松子油调味,就可以凑合炮制出杜松子酒偷偷售卖。
有道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俄克拉荷马州的比利兄弟、芝加哥的杰纳兄弟都是当时有名的私酒贩,或从加拿大进口,或雇一些家庭搞酿酒小作坊,他们一个月就能挣出几十万美元来。
如果一个政策不能保证起码的公正公平,就必然招致民众的愤恨。禁酒令下,有人因为喝口酒而备受折磨,有人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禁酒问题上捞取了政治声望的时任总统沃伦·哈丁,平时可一点都不讨厌酒,他最喜欢在打高尔夫球或扑克时来几杯。
他在一家俱乐部附近的宅子里藏了大量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本威士忌,想喝时打发他的男仆泰勒先生去拿便是了。
如果说总统先生万人之上,有点特权可以谅解的话,那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的中饱私囊可说不过去。
他经常在私人会所里宴请名流,那栋绿色的小别墅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美酒,而这些都是在执法机构突击检查中扣留的。
对于华盛顿的上流人士来说,酒从来不是问题,也没人关心它们的来源,需要计较的是酒的质量和品位。
在底特律河上,任何时间都有1500艘货船载着非法货物往返,这些非法货物大多是酒。
在政府组织的一次突袭行动中,海关查封了366艘私酒走私船,但随后其中365艘,在扣押的仓库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腐败的存在。
1921年,印第安纳州一家报纸拿到了一份内部文件,文件显示联邦禁酒主管唆使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局长耶利米·金尼将没收的私酒分发给官员们。
一些州政府对禁酒的态度也不太积极。对马里兰州等地来说,酒税原本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如今禁酒令一下,不但这笔钱没有了,他们还得从州财政里专门拨款出来,去执行禁酒工作。
在这种阳奉阴违的气氛下,如何更加“艺术”地处理酒精问题就很迫切了,莉迪亚·平卡姆显然精于此道。
作为一位家庭主妇,也是一位活跃的女权运动家,这两种身份结合的奇特效果便是,平卡姆在家里用一堆植物根茎和药草鼓捣出了各种女性保健品。
按道理说,这种野作坊是很难成功的,但平卡姆却吸引了大量买家,赚得盆满钵满。
秘诀是,作为一位倡导戒酒的社会人士,平卡姆卖的这些保健品里酒精度高达20%以上。
一瓶14.5盎司的平卡姆保健品,其酒精量实际相当于7.5盎司的威士忌,足以让一名不胜酒力的普通女性嗨到断片。
平卡姆的小心机无疑让许多厂家发现了生财之道,各种含酒精的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理查德森牌浓缩滋补雪莉酒以47.5%的酒精含量拔得头筹。
或许是实在说不过去,该产品还是在名称中用了“酒”,而许多同类滋补品则声称“不含酒精”。最为幽默的例子是科尔登牌牛肉滋补水,其酒精含量高达26.5%,却敢在广告里宣称——
除了私酒泛滥和以医药、保健品名义挂羊头卖狗肉外,禁酒令的另一项后果是地下酒吧(Speakeasy)的兴盛。
以前的酒吧你一定在西部片里见过,都在城镇的显眼处和热闹的集市中心,现在多少都得有所遮掩。
“是昆汀让我来的——”或者“拜登是我表姐夫”,以表明自己确实是本地熟客,而不是钓鱼执法的联邦探员。
只要你有本事搞来私酒,开一家地下酒吧实在太容易了,无非是找个地方添置几把椅子。
20年代末,纽约非法酒吧的数量已达32000个,本着法不责众的道理,一些酒吧开始壮起胆子招徕生意了。
西52街的“莱昂和艾迪”堂而皇之在入口处挂上招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都在这里喝倒了”,这就揭示了地下酒吧迷人的一个重要元素,女性的加入。
前文说过,女权运动和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是禁酒运动的主要推力之一,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厌恶酒精的“好女孩”。
禁酒是她们走出家庭的理由,出去喝酒同样也是,在酒吧里和男性一起谈笑风生,这也是自由和平等的滋味。
禁酒令生效后十几年,纽约市在公共场所因醉酒而被逮捕的女性数量居高不下,作家布隆认为这是性别障碍被打碎的标志。
曾经他去酒吧喝酒,只有寥寥几个男人作陪,如今得穿过一堆拥挤的女学生才能够到吧台。
另外要知道,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人类刚刚经历过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甚嚣尘上。
这个时期大量非裔、拉丁裔移民的涌入,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和风俗,慵懒的爵士乐和欢快的查尔斯顿舞在地下酒吧风行蔓延开来。
在美酒和音乐的加持下,地下酒吧的女人们有多么风情万种,通过好莱坞电影传遍了世界。
著名影星琼·克劳馥的成名作《我们跳舞的女儿们》其实是一部剧情平庸的电影,但雪白的大腿和摇曳的流苏足以让男人们心驰神摇。
在20年代百老汇风格的作品中,高脚杯叮叮当当,弹簧床吱吱呀呀,与、钟形帽和毛皮大衣包裹下的女人追求着自由恋爱,形成了一波美国梦的强力输出。
在此时尚氛围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染上饮酒的习惯,便意味着私酒的需求量大增,需要更加集中有组织的供应,只有真正的黑帮才能胜任这一角色。
于是阿尔·卡彭上线。一个混混,一个酒保,在禁酒时代通过非法手段贩酒,成了芝加哥的王,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
加拿大的威士忌首先通过底特律“紫色帮”的交通线进入美国境内,经多个犯罪团伙经营的合作分销网络运往芝加哥、底特律和西雅图。
到了卡彭的地盘后,私酒商熟门熟路地分发到数个大型经营场所,然后按照议定的比例交割,并负责处理大额黑钱。
1926年,卡彭聚敛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产,全美私酒销售总额已高达36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的全年预算。
为了保住这条财路,卡彭等人不惜以重金收买警察、政客和法官,由此也使政府的腐败愈来愈深入骨髓。
政府越腐败,社会公平就越缺失,贫富差距拉大,更多的穷人铤而走险去抢劫、赌博、借高利贷,又变相增强了黑社会的控制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bob手机综合体育平台。
卡彭其貌不扬,被记者形容成“一只快要被撑破肚皮的阉鸡”,但他就喜欢抛头露面,大放厥词。
许多美国人相信,没有卡彭,他们就喝不上酒了。记者就卖酒问题采访卡彭时,他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是一种公共服务,你们不必感谢我。
他的同行竞争者们肯定是不感谢的,比如爱尔兰帮派的迪恩·奥班尼,当他在自家的花店被暗杀后,芝加哥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黑帮乱战。
汤普森冲锋枪的低鸣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一年内发生近百起谋杀案,超过300人死亡。
无数犯罪组织根植于禁酒令的肥沃土壤而疯长,其主要的黑帮大佬们趁着私酒浪潮成长为一代枭雄,而饮酒合法化后,他们又利用已经攒下的资源和人脉,发展起更加暴利的新产业,如赌场、旅馆业、贩卖毒品等。
到20年代中后期,大众舆论对禁酒令的风评也开始转向,除了黑社会问题,白道的作派也经常受到批判。
市民经常因为酒的问题被粗暴执法,《芝加哥论坛报》以不满的语气指出,莉莉安·德金女士只不过是在自家地下室放了几瓶酒,就惨遭枪杀;
而她的丈夫只是个做生意的小商贩,就因为沾上私酒,何至于“六名携带短管猎枪、手枪、机关枪、防弹背心和催泪弹的执法官”找上门来。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雪崩标志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无忧无虑的20年代也随之宣告结束。
地下酒吧里挤满了前路渺茫的失业者,甚至还包括酒吧老板本人,他们现在不用再担心被指控走私,新的罪名是涉嫌逃税。
当政府连社会救济的钱都拿不出来时,恶贯满盈的卡彭却在感恩节为饥饿的芝加哥市民提供了5000份救济食物,所有人都备感哭笑不得。
此时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手里举起了两杆大旗,一杆是拯救经济,另一杆就是废除禁酒令。
罗斯福公开宣称,啤酒合法化后,联邦政府每年都能增加几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会再度用之于民。
1933年春,在其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后,第十八修正案终于被废止,酿酒厂散发出啤酒花的香味,让在经济泥潭里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嗅到了希望的芬芳。
从1920年到1933年,禁酒令在美国被执行了近14年。它起源于一个美好的理想,企图创造一个没有酒精毒害的国家,实际上不但没有禁绝酒精,还催生了走私、犯罪和腐败。
这旷日持久的失败政策,被经济学教授艾布拉姆斯当作“父爱主义”的典型案例,排到了“美国历史上十大经济失误”的第一位。
什么叫“父爱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剥夺bob手机综合体育平台、干预部分个人自由,去执行一个看似可以提升人民整体福利的政策。
喝酒本是个人自由,不是犯罪,就算酗酒也只是一种恶习,只要不危害到他人(酒后驾驶或闹事),是不能用公权力去限制的。
禁酒令的错误就在于,它将饮酒上升为品德问题,并用道德标准提高了法律的底线,反而会破坏社会运转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但凡涉及人性的行为,堵不如疏。越是禁止,人民群众越是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满足自己最为关切的需求。
笔者有幸去过一些名义上禁酒的中东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他们搞酒的路子。
富人自不必说,穷人一般会去边境线上的黑市,或是找相熟的掮客,可谓蛇有蛇道,鼠有鼠路。
就拿明确禁酒的卡塔尔世界杯来说,好整两口的球迷们也没有束手甘心,他们自发行动起来,在谷歌上创建了一张共享地图,上面标注了近200处合法售酒点,目前已被分享了上百万次。
权力管不了穿肠酒,法律挡不住荷尔蒙,美国禁酒失败的教训,如今依然有着多方的借鉴意义。
经常有人发出类似的质问——“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不禁烟?”“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应该清理这些精神!”
这些问题绝非“一禁了之”可以解决,都是应当综合考量的,考量其负面影响是否值得付出大量成本去干预,以及干预的效果和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1] iweekly周末画报:《世界杯“禁酒令”来袭,球迷们如何各出奇招寻酒?》,2022年11月28日。
[2] 【英】凯瑟琳·马什:《禁酒令》,萤火虫全球史系列026,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版。
[3] 【美】丹尼尔·奥克伦特:《最后一杯》,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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