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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质子的到来，清朝共准备了四个馆所，其中沈阳馆供世子、大君（朝鲜国王之子的封爵，嫡子称“大君”，庶子称“君”）及辅佐人员居住，质子馆供三公六卿子弟居住，东馆和西馆是接待朝鲜使臣之用。1634年，清朝将沈阳改称为盛京，但是，朝鲜依然称之为沈阳。清世祖十八年（显宗二年，1661），清朝甚至移咨要求朝鲜“沈阳称为盛京”，朝鲜也依然没有改口，一直到康熙三十年（肃宗十七年，1691）朝鲜才改称沈阳为盛京。因而，世子在盛京的质子馆，在朝鲜又被叫做“沈阳馆”“世子馆”“沈馆”“馆所”，世子从盛京发回国内的状启也叫“沈阳状启”。
对于沈阳馆的位置，学界有两种观点。一说是认为沈阳馆遗址在沈阳市少儿图书馆附近，另一说则认为沈阳市少儿图书馆是清朝工部遗址，沈阳馆遗址应该是沈阳市圆珠笔厂处。而满铁公司宿舍遗址应该就是沈阳馆家舍之地。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清朝为世子、大君一行准备的馆所就在盛京“城底”，即德胜门附近。沈阳馆内由正房五间、两厢房十间、大门三间构成。具体来说，五间正房是世子、大君的居所。东西两侧各有五间厢房，是四房的办公场所。沈阳馆曾发生着火、漏雨等状况，由清朝工部派人维修，而仓库倒塌等较小的状况，由沈阳馆自行修护。
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朝鲜的昭显世子、世子嫔与凤林大君及夫人等，开始了在沈阳馆的生活，直至顺治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八月，随着清军入关攻占北京为止，共计七年又五个月。虽然朝鲜的官员多“不欲送子为质”，入质的官员及其子弟多有虚名，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沈阳馆绝不是简单的质子馆所。沈阳馆具有以下官属机构及其官员：宰臣（职管理内外事务的官员中，职位最高的为正二品的宾客，其下设有从二品的左右副宾客，统称为宰臣）、侍讲院（侍讲院不单单是负责对太子进行教学的机构，还负责指导各种仪式、传达世子之命等）、翊卫司（主要承担护卫和护送的职责）、译官（有的译官不仅承担翻译工作，还通过地缘、血缘关系获取国内外最新情报，积攒政治资本）、宣传官（主要工作是对外联络、传递信息）。这五个部门各有分工，承担着清与朝鲜之间的外交任务。沈馆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逐渐建立起由清朝至朝鲜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视，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前往沈阳馆供职再回国，也成了朝鲜官员升迁的捷径。
根据《沈阳日记》《沈阳状启》《清太宗实录》等文献汇总，可以发现世子的日常生活，以问安和书筳学习为主。问安即每月初一和十五，向着朝鲜王宫的东南方向行望阙礼；国王和王妃的诞辰行望拜礼；仁烈王后（朝鲜国王仁祖李倧的第一个王妃，即元妃）的第一个忌日行望哭礼。每遇元旦、端午、冬至等节日或传来国王身体有恙的消息时，派遣官员问安或归省。在东宫时，侍讲本来需要一日三讲，且每月要开两次会讲。但是，到了沈阳以后，几乎一日一讲都不能得到保证。世子的生活被更多的充满外交色彩的事务所充斥，不再有时间经常开设书筳。
清朝和朝鲜共同管理沈阳馆bob手机综合下载app，清朝主要提供住房、供应饮食，朝鲜负责提供衣物、办公经费等，承担一分饮食。清朝提供的饮食为日供，即保障每日的基本饮食需求；朝鲜提供的是朔膳，每月初一由朝鲜八道（京畿道、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平安道、江原道、咸镜道）提供各地的土特产，满足世子与大君等人对家乡味道的需求。清朝严格限制沈阳馆的人数，在物质需要上，也仅仅提供百人之所需。“馆中留在之人数，自初以一百为限，限外则切不给料如是”。
然而，事实上，清朝对沈阳馆的饮食是无法保障的bob手机综合下载app，尤其是清与明的战事日益紧张之后，物价飞涨。崇德三年，沈阳馆的饮食不再根据八旗制度的惯例，由八大和硕贝勒（清入关之前实行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大贝勒包括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四小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轮流提供，而是改由户部支付肉类等主要食物的费用。“当初馔物磨炼，则自礼部为之，而今此给银，则出于户部”。然而，户部给的银两也不够饮食所需。朝鲜国内每月都从平安道送入朔膳，弥补食物的短缺。世子们离开朝鲜，纵是为质，又岂会料到衣食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沈阳馆一方面与清朝进行南草贸易，一方面向朝鲜国内求援。朝鲜国王仁祖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下旨：“闻，沈阳馆中上下人员，艰苦万状云，令该操量送馔价。”于是，朝鲜户曹（掌管祭祀、民户、农桑等的官署）送银、鱼、盐等物资。
随着战事吃紧，清朝对沈阳馆的供给越来越少。崇德四年，清朝按照沈阳馆官员品级的不同开始提供不同质量的米。崇德六年，清朝为沈阳馆提供田地，让朝鲜质子们自给自足。沈阳馆方面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并且提出清朝土质及耕作方法与朝鲜不同、赡养质子是“上国”的责任等理由来反驳。但是，清朝坚持让沈阳馆自行耕地，以解决其日常生活的需要。《朝鲜王朝仁祖实录》记载：“初，世子宫及从官，皆自沈中给料，至是清人割沙河堡土田，使耕作以自食。我国之调送农军，自此始。”
从食物供给可以发现，清朝政府对沈阳馆的财政支援是很少的。朝鲜方面除了补给沈阳馆人员的日常饮食所需之外，还要提供世子和凤林大君在万寿节、千秋节、冬至等节庆贡献清廷的各种礼物以及世子与清朝王公们的交际经费和用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朝鲜世子的社交活动比较广泛，自愿或被迫地参加了朝参、祭堂子、朝贺、试射、打猎、阅兵、出游等活动。
虽然清朝禁止朝鲜世子私交清朝亲贵，“馆中之于外人相接，乃清人之”。但是，清朝贝勒阿济格曾秘密派人问候世子，还送鱼、果、蔬菜等礼物送到沈阳馆，称：“我所以如此者，非有他意，只欲终始托交，永以为好。但私交之禁甚严，不可使人知之，尤不可使译辈知之。众人所见处，则切不为亲厚之色，以心相许。”作为沈阳馆宰臣之一的右副宾客申得渊从朝鲜回到沈阳馆，还带来了两千个红柿子，其中一千五百个送给皇太极，三百个送给多尔衮，二百个送给了私交颇深的两名清朝官员马福塔和英俄尔岱。
皇太极每年都邀请世子与凤林大君参加试射、打猎、阅兵这类活动，并问世子的感受。世子回答：“其整肃矣。”不禁赞叹清军的整齐、严肃，皇太极大喜，称：“吾以此兵既定东土，又将蹴踏中原，其谁能我敌。”这些活动让朝鲜世子目睹了清朝军纪的严肃和军队的强大，同时也使世子们了解了骑射的文化。
说到清朝独具特色的文化，祭堂子可称其一。堂子可能为满语“tanse(神)”之意，也被理解为祭天或礼天之所。祭堂子，是满族在关外时期所保留的最重要的萨满教信仰。自从皇太极即位开始，每年正月初一都要祭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礼。顺治元年四月初八，朝鲜世子曾参与祭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自入关后，清朝皇帝在正月初一或命将出征、凯旋之日祭堂子，这便更类似于汉文化中的祭天。
朝鲜世子最难拒绝且最不愿参与的恐怕就是出征，自崇德三年（朝鲜仁祖十六年，1638年）十月至清世祖顺治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六月，清太宗共四次分别率领世子和凤林大君亲征明朝，世子亲眼目睹了清盛明衰的历程，“展现清朝壮盛的军容，坚定朝鲜投降的意志”。
公元1637 年1月，清朝与朝鲜缔结宗藩关系，签订了 11 条盟约。这11条盟约的实施，沈阳馆全部都有所参与。这主要体现在人口刷送、征兵和沈狱上。人口刷送主要是指被掳人员、逃亡人员、瓦尔喀人和汉人的归还。在征兵问题上，朝鲜往往故意躲避，不愿出兵助其攻明。因此，朝鲜世子曾在朝参时请罪，与其交好的马福塔和英俄尔岱还对其进行劝阻。鉴于朝鲜在出兵的问题上屡次推诿，清朝认为朝鲜国内有一股亲明的势力。于是，崇德五年至七年，清朝两次审理朝鲜“横议大臣”，将其带到沈阳关押在北馆，该事件被称为“沈狱”。通过沈狱，清朝肃清了朝鲜朝廷中的“斥和派”，即与明朝亲近且反对与清和议的一派。沈狱案发生以后，朝鲜配合清朝的要求，一一履行约条，清朝由此达成了目的。
由此可见，沈阳馆从最初的世子居所，变成了清朝至朝鲜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履行起外交职能，因而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视，朝鲜世子不单单充当了质子的角色，也充当了两国交往的使者。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世子们所参与的外交活动，沈阳馆与清廷的互动和博弈，其实反应的是清与朝鲜之间宗藩体制的构建。